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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后。

傍晚，我刚下夜校的课，传达室大爷叫住我，递来一封皱巴巴的信

信封上，是娘歪歪扭扭的字。

娘写道：“静啊，建国出事了，摔坏了脑子，谁也认不得，就整天喊你名字，他快不行了，你就回来见最后一面吧，算娘求你了，人死债消啊”

我拿着信纸，手脚冰凉。

走到走廊尽头的开水炉边。

我把信纸一角凑近火苗。

一年前，我烧掉了警告信，烧出了一条生路。今天，烧掉这封信，是为了把那条试图把我拽回去的锁链，彻底烧成灰。

纸灰飘落。我拍拍手，转身回办公室写汇款单。

几天后，厂办通知有我老家长途电话。

我接起，是婆婆嘶哑的哭骂声：“于梅静，你个黑心肝的，建国都这样了，你连面都不露，你还是人吗？

我握紧听筒：“医药费我已经汇了，人，我不会见。”

婆婆尖叫：“钱能买命吗，他念着你啊，你就这么狠心！”

我对着话筒，一字一句：“我的狠心，是你们一手教会的，另外，这里是县纺织厂宣传科办公室，请不要打工作电话谈论私人纠纷。”

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

这叫清醒，你们的悲剧，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我的剧本，才刚翻开新的一页。

周末夜校，我站在讲台上，底下坐满了工友和附近的妇女。

黑板上写着新课题目：《女性的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》。

我转过身，我看向那些渴望又忐忑的眼睛。

“上一节课我们讲到，走出家门，是第一步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”

教室后排的门被轻轻推开，是厂里那位严肃的工会主席，她悄悄坐在角落，对我点了点头。

这条路，我走通了，现在，我要把走过的路，变成一盏盏照路明灯。

窗外，县城灯火通明。

一个月后，我收到娘简短的回信：“钱收到了，他走了。你自己好好的。”

我把信和一张刊登着我被评为“县级夜校先进工作者”的简报，一起放进了笔记本。

合上笔记本时，封皮上在太阳下照得发亮。

我的根，终于扎进了自己选择的土壤里。

从此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时光短暂，我们要永远幸福，这一路上，没有敌人，全是老师！

（全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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