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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门一拉，外头天井里早已围满街坊，棉帘子掀开一条缝，冷风裹着雪沫子往里钻。

众人见我眼眶通红，手里攥着电话线，一时都噤了声。

“我只在旧社会听说‘肩挑两头家’，敢情如今新社会也有？”

“这男人把粮票布票往寡妇被窝里塞，换谁也得摇电话报官！”

“瞧那小寡妇，雪花膏抹得能刮下一指厚，一看就是喜欢勾引人的胚子。”

议论声像炸开的爆米花，噼啪作响。

公安同志把周少杰的户口本“啪”地合上：“周少杰，你拿婚姻法当手纸？”

周少杰急得青筋直蹦，又把那套“弟弟工伤走了，秀云孤儿寡母”的悲情戏码唱了一遍，字字都在指责我小题大做。

为首的公安抬手打断：“帮衬可以，但得让自家媳妇点头；工资一百，七十进别人口袋，这叫吃里扒外。”

一句话戳破脓包，四下里哄然叫好。

我抹了把泪，从布兜里掏出一只牛皮纸袋，“哗”地倒出一叠票据：

车票、招待所收据、公园门票，像雪片子一样落在办公桌上。

“同志，他们每年寒暑假都‘带孩子见世面’，我翻箱倒柜才攒下这些。我怀疑他们打着娃娃的幌子，行的是苟且！”

崔秀云“哇”地哭出声，帕子捂脸，肩膀一耸一耸。

周少杰脸涨成猪肝色，从裤兜摸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，啪地拍在桌上：

“如烟，你少血口喷人！”

“我们每次都开两间房，这是市招待所开的收据，你自己看！”

我接过那一沓发黄的纸条，

三年，十二地，北到冰城，南到羊城，一张张小纸片像十二把钝刀，来回拉锯着心口。

我转身把收据按在公安同志的案板上：“他既敢留票根，就麻烦组织到各招待所查登记簿，再问问楼层服务员，半夜有没有‘走错门’的事！”

屋里只剩老座钟“咔哒咔哒”地催命。

不到两炷香功夫，电话摇回来：

两人确要两间房，登记簿笔迹各异；

可年代久远，楼层服务员换了两拨，谁还记得半夜猫叫狗跳？

公安最终把案子定为家庭纠纷，给周少杰开了张思想教育单，

责令他写下保证：

一是往后工资全额交家，帮扶寡嫂须征得妻子同意；

二是崔秀云不得再随他出差，平日无事少登周家门。

她眼神闪烁地答应下来，以为这样就结束了。

可我却要求她把这些年花我们的钱都还回来。

崔秀云一听，直接傻眼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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